近日，美國硬盤巨頭希捷科技關閉蘇州工廠并裁員2000人，引發輿論關注。

    很多人相信，當地稅務部門在2015年的一次反避稅行動中，向企業追繳14億元稅款，此舉逼走了希捷。盡管希捷表示這是出于持續優化運營效率的考慮，當地稅務部門也進行了公開說明，但仍然難以平息外界的質疑。

    希捷方面與江蘇省國稅局簽訂了“APA”（單邊預約定價安排），無疑會增加企業的稅務成本，這可能加快了希捷進行投資調整和蘇州關廠的步伐。但把追繳的14億元稅款當作希捷關廠的“替罪羔羊”，無助于看清事件的真相。

    針對這起事件，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孫繼文19日表示，這是希捷正常商業運營決定，中國利用外資的投資環境并未惡化。

    輿論比較有力的質疑是針對地方政府信用，即當地政府追繳稅收，意味著放棄了當年對希捷稅收優惠政策的承諾，讓外資企業信心產生動搖。不過打擊跨國企業“稅負倒置”的避稅舉措，并非是中國獨有的特色，而更像是一種正在興起的國際慣例。

    在這一案例中，希捷運用了典型的“稅負倒置”，即把母公司注冊在稅負較低的地方（國際避稅地），從而既逃避出資股東所在國的稅收，又逃避子公司所在國的稅收。這是很多跨國企業常用的避稅手段。比如蘋果公司海外收入稅率只有3.3%，由此大大拉低了企業整體的稅率。

    歐美多國都已開始向這樣的“稅負倒置”宣戰。2016年8月，歐盟要求蘋果向愛爾蘭補繳至多130億歐元稅款，并認定愛爾蘭通過低稅收協議向蘋果提供不適當的國家補助。美國財政部去年也采取打擊“稅負倒置”的新措施，遏制美國企業通過購買外國公司、變更納稅地以實現避稅的做法。奧巴馬總統甚至稱“稅收倒置”是“最狡猾的稅收漏洞之一”。

    在這樣的背景下，希捷蘇州關廠事件的真相之一可能在于：地方政府不再依賴于通過低成本的稅收優惠來吸引外資，而是要回到稅收公平的軌道上來。

    在同樣的市場上，當跨國企業可以通過“稅負倒置”享受雙重的稅收優惠，對其他企業很難說是公平公正的。無論對外資還是內資，都需要一視同仁，給予同樣的國民待遇，這就是為什么我國要逐步取消以前那些針對外資的種種稅收“雙軌制”。

    在這里，打擊“稅負倒置”，也不妨看作是這種稅負公平的繼續深化。它意味著取消跨國企業的某種先天優勢，向正常的稅負水平靠近和回歸。而且，也很難將追加的稅負，作為希捷關廠的最重要理由。

    中國作為“世界工廠”，過去多年來成功的秘訣主要在于低成本的競爭優勢。但近年來，隨著制造業面臨的人口、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強化，企業各種成本不斷攀升，尤其突出表現在勞動力成本上升方面。希捷作為勞動密集型企業，對勞動力成本反應非常敏感。這就是為什么希捷2015年啟動了泰國呵叻工廠的擴張計劃，在當地投資4.7億美元擴大一半產能，同時增加2500名員工，這與如今蘇州關廠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原來在中國的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向東南亞轉移，既說明面臨著來自低成本國家和地區巨大的競爭壓力，同時也顯示出中國制造業曾經的競爭優勢正在轉弱甚至趨于消失。不僅如此，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正在走“再工業化”道路，其工業投資開始向本國回流，這意味著中國未來將可能遇到一種“雙面夾擊”。

    但請注意，前述競爭優勢的喪失，絕不是對外資企業稅收優惠政策的改變。如果以為還能夠靠（對本土企業帶歧視性的）稅收優惠，來挽留外資和跨國企業，顯然是一種刻舟求劍。

    不是說不應該挽留外資和跨國企業，而是說怎么來挽留，拿什么來挽留。

    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去，在經濟越來越全球化的背景下，要挽留的也不只是外資和跨國企業，而是要面對所有的市場主體，建設一個公平公正、具有成本優勢的投資環境。

    在這個層面上，降低企業稅負水平是必須的，它也應對了曹德旺和宗慶后們的呼聲，但這還只是降低企業綜合成本的其中一部分。更重要的是，還需要在全面降低要素成本、交易成本和制度性成本上綜合發力。按照經濟學家周其仁的說法，改革降低體制成本，是中國經濟崛起的關鍵。

    說到底，希捷蘇州關廠對我們的提示是，只有通過改革降低體制成本，才能真正維持中國制造業和實體經濟的競爭優勢，才能挽留外資和跨國企業，并進一步吸引更多的外資和跨國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