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安信證券6月19日的行業分析報告，隨著垃圾分類服務項目逐漸增加，政策的助力將帶來市場需求的釋放，測算預計到2020年垃圾分類服務全國市場規模超過610億元，可見市場廣闊。

81天，651家企業。

市場將動，數據先行，創業者和資本一向嗅覺靈敏，執行快速。4月底，住建部發布了關于生活垃圾分類的工作通知，企查查數據顯示，從4月26日到7月15日，81天時間內，就有651家垃圾分類相關企業注冊成立。

繼被稱為“史上最嚴”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在7月初落地后，北京也將試點生活垃圾“不分類、不收運”機制，倒逼居民小區、企事業單位及各類公共機構提升垃圾分類效果。

但對新興創業企業來說，要在沸騰的池水里掘金并不容易，社區垃圾回收服務此前始終受制于成本問題，在受訪的幾位投資人看來，市場上具備完善的商業邏輯的項目并不多。在未來一段時間內，行政力量在領域內的推動作用很可能會遠大于市場化力量，這種市場環境里，是否能夠真正催生商業化的風口？

與成本搏斗

垃圾分類產業被催熱，一位投資機構的朋友第一反應是，“真的是機會來了嗎？小黃狗都黃了。”

有此疑問，源于To C類垃圾回收企業此前面臨的集體困境，原本瞄準前端回收業務的創業企業最多，核心優勢在于用戶基數大，進入門檻低，而小黃狗曾是其中估值最高的一家，2018年年末，這家公司估值一度被傳達到150億元，該公司因控股股東暴雷事件后進入破產重組，但就其垃圾回收業務來說，單純賺取垃圾轉賣差價的商業模式也始終難以跑通。此外，更早之前用類似模式做垃圾回收的再生活也已經被證實了失敗。

峰瑞資本副總裁馬睿認為，互聯網公司做社區垃圾回收難點在于降低成本，在拾荒者體系里，他們就近在垃圾站挑選可回收垃圾，能夠保證用最低的成本實現每單都有凈收益，但互聯網公司重建一套系統來替代這些人的話，最大的問題就是成本，很多公司每天都在燒錢。

峰瑞資本2017年投資了奧北環保，除了學校和政府單位之外，這家公司同樣有大量業務瞄準社區，也同樣在與成本控制搏斗。

在《管理條例》驅動所有居民強制執行垃圾分類之前，奧北環保用的辦法是先做篩選，找出真正想做垃圾分類的人——其對應終端廠商的處理類別，按照14項標準分類收取垃圾，首先，個人用戶需先花10元成為平臺會員獲得一只回收袋（容量為96升，約為一個家庭1~2周的垃圾回收量），才能享受垃圾回收服務——在自助投放點領取空袋、投放滿袋，奧北環保會定時收運并反饋回收動態給用戶。

目前，奧北環保在成都設有約260個投放點、西安與北京各20個投放點，回收方式為滿袋換空袋、市場價返現，隨后環節中分類袋裝，統一稱重結算的方式則節約了人工成本，而將垃圾直接運輸到打包站的方式也避免了原有鏈條中的層層加價環節，分類袋裝也能節省下上下車的裝車成本，整體回收成本由此得以降低。

據奧北環保官方，自其在2017年6月在成都試運行開始，截至2019年7月，25個月內在成都、西安、北京累計發展41014名個人會員、263個機構會員——與此相對的數據是，這家公司全體員工僅有26人，完成了所有站點的運營維護。

新政推進的紅利也已經開始在市場上顯現，最近智能回收服務平臺“我愛收”回收量增長了30%左右。“我愛收”主要在社區場景放置智能回收柜，其用戶可將廢紙、塑料瓶、舊衣服等可回收產品掃碼投入回收柜，回收柜自動計算重量與價格，確認后會直接打款給用戶綁定的賬戶。并且，“我愛收”自建有回收車隊與云服務物流體系，各點位的回收品會被統一轉運到分揀廠處理，與前述幾家公司類似，主要收入同樣來自回收品在社區回收與后端出售間的價差。

“我愛收”創始人李光認為，“政府的引導、對市場行為的直接參與，對于行業會有怎么樣的影響，不好說。”他能預想到的是，環衛系統相關的公司會賺越來越多的錢，政府長期購買服務的第三方公司也會受益頗多，在這之外才是市場行為公司包括創業企業能夠發揮作為的空間。

從今年4月起，“我愛收”單點盈利模型已經跑通，李光估算了一筆賬，“一個工作人員一天能夠運營30個回收箱，假設每個箱子每天產生80元的毛利，每天30個回收箱就是2400元，現在每人每天的工資按300元算，再加上車的成本每天100元到200元，油的成本100元，再拋去產品折舊成本，剩下的都是賺的。”

下一步，李光想在長三角地區拓展業務，他比較傾向加盟模式，“這個行業其實還是偏地頭蛇的行業，需要多靠本地的人。”

完整的新型商業模式并未出現

國內目前的垃圾處理方式以填埋與焚燒為主，混合處理不僅本身是一種資源的浪費，還對土地、大氣等資源造成污染，而分類回收則能提高垃圾的資源屬性。

環衛公司啟迪桑德董事長文一波此前對媒體表示，目前真正進入垃圾分類領域的環保企業并不多，市場規模整體不足10億元。據安信證券6月19日的行業分析報告，隨著垃圾分類服務項目逐漸增加，政策的助力將帶來市場需求的釋放，測算預計到2020年垃圾分類服務全國市場規模超過610億元，可見市場廣闊。

2017年峰瑞資本投資奧北環保時，馬睿做出的判斷是，前端的垃圾減量與垃圾分類勢在必行，這件事得換人來做，得是不同于以往的垃圾回收站的“新力量”，奧北環保正抓住了其中的關鍵——低成本可持續地做垃圾分類回收；系統性的變化也正在產生，未來，能做垃圾分類的公司可能去參與環衛系統的一部分，也有可能是將產品與服務出售給環衛系統，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為垃圾分類的壁壘更高。而在這當中，在大眾認知的建立過程中，品牌能否占據先發優勢也很重要。

2019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正式實施，垃圾分類新政第一只靴子落地。馬睿對于后續演變持有樂觀態度，畢竟單從政府預算來看，僅僅是回收處理城市垃圾這件事，都比環保里面的所有的水氣土固廢加噪聲的預算都要大——“凡是跟城市生活貼近的肯定是大生意。”

馬睿認為對于創業團隊而言，機會主要存在于后端技術改進與前端分類抓取，至于互聯網+回收模式，他并不看好。馬睿拿開回收打包站來說，假設創業者開一個站點需要200萬元， 從投資人那邊兒融資2000萬元能開10個站，如果只是從回收鏈條上的臨近環節購買廢品，以1元價格收入再以1.4元價格賣出，這其中的利潤之低很難讓公司實現增長，這類型企業僅僅是可以通過資本注入實現擴張，維持賬面流水美觀，但一旦碰到資本市場不穩定，融資不順利或是后端市場即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的情形，就會落入頹勢難以挽回。

因此，盡管池水被攪動起來，但對資本來說，市場上具備完善的商業邏輯的項目并不好找。

馬睿最近看項目，一聽創始人講故事，考察對方的認知是否超出自己的認知；二是在故事合理的前提下，看項目的落地情況。不過目前的實際狀況是，他接觸的項目多數處于早期階段，尚未有具備新模式或是新技術的項目出現。

對此，頂商投資（“我愛收”投資方）合伙人劉玲有同樣的感受，她最近接觸到的相關項目中也沒有值得投資的——這些項目基本圍繞環衛工具、互聯網+垃圾分類，小程序展開，尚未形成完整的商業模式。在她看來，領域內有兩類創業機遇，一是垃圾分類細分化，二是從源頭把握把控垃圾的產生，比如減少產品的過度包裝、增加垃圾分類的標識。

而在星瀚資本創始合伙人楊歌近期接觸的幾家創業公司中，也尚未出現值得投資的標的。他認為近期出現的一些相關項目，于C端而言，由于在這一逆向物流過程中所獲得的價值遠低付出的勞動，大眾對垃圾分類鮮有付費意愿；對B端的垃圾處理廠商而言，僅是提供了些許便利條件，尚未能提供有效的增值服務，利潤空間并不可觀。

社會風口還是商業風口？

近期，關于垃圾分類的討論熱火朝天，甚至一度有“風口”之說，在楊歌看來，垃圾分類回收領域頂多算是“社會話題風口”，與真正的商業風口則相距甚遠。

奧北環保創始人汪劍超也認為，最近很熱的一些垃圾分類知識問答、智能識別等小程序多是為迎合短期風口式需求而產生的，但從長久來看，在大眾學會分類后，收取、處理、變現等環節還是需要持續的資金投入、技術沉淀才能實現良性發展，“垃圾行業的風口沒那么容易飛起來”。

一個經濟閉環必須有獨立的產供銷端與增值出入口，而現階段，垃圾分類行業是否出現明顯的增值出口？楊歌對此存疑，“現在推行垃圾分類了，但有多少人愿意每個月多花幾百元支付給線上垃圾回收公司？有多少垃圾處理廠的負責人愿意每年為此多支付幾百萬元的費用？”

買單方且懸在這里，商業閉環尚未達成。或者，當監管嚴格到亂倒垃圾的成本高昂，令無論個體還是企業都難以承擔的時候，閉環機會就出現了。

楊歌稱，在市場化行業中，企業有進行商業模式、供應鏈等的創造與重組的機會，但垃圾分類回收并不屬此列，其掛靠節能環保，屬于非典型的市場化行業，與政策密切相關，由此，在一段時間內，行政力量在領域內的作用將遠超市場化力量。

通常，政府會對關乎社會環境與人文的行業予以補貼，補貼一般會以政府采購的形式進入市場環節，形成市場化經濟價值，而具體到垃圾分類回收領域，新政剛落地推行，這一過程將如何演進還待觀望。

“不建議把垃圾分類這件事情當做一個當下的市場化風口，還是要看在經濟周期中這個領域如何演化。”在楊歌的分析中，當下的垃圾分類回收討論熱度是跟從政策而起，若想在商業上具備一定價值，就一定需要經歷從熱點話題向產業行為再向商業行為的逐層進階。

其中，產業行為與商業行為的區別在于，前者處于由政府或是相關國家機構作為重要一員而形成的產業鏈條之中，這個產業鏈條有可能是非市場化的，對于非市場化環境而言，風口與否意義并不大，因為其中不會有太大的短期爆發可能，但在此過程中，產業逐步發展，向前迭代出商業行為，或在局部階段形成商業閉環，這其中就可能會形成爆發。

在此前提上，垃圾分類回收領域的商業化進程中，“需要有一定的政策推動與產業類資金的支持才能形成產業鏈條，進而形成商業鏈條，所以在今天去討論商業化垃圾分類這件事情，為時過早”。